国企降杠杆可与高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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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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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华近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全覆盖与分类管理相结合,完善内部治理与强化外部约束相结合,目标是尽快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控制到合理水平。

根据财政部相关数据,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持续上升,到201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

截至2018年3月底,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160万亿元,负债总额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5%,尽管呈下降趋势,但由于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速度更快,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债务在总债务中的占比不降反升,国有企业降杠杆成为结构性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低,存在较大的融资冲动。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可获得性。 在信用评级指标体系中,获得政府显性或隐性的信用背书,对于企业获得较高信用评级等级是十分有帮助的。 在这方面,国有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相比较民营企业而言,能获得更高的信用等级。

而且现有的金融格局中,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存在一定的所有制偏好,对国有企业融资的利率更低,融资政策也相对宽松一些。

这些因素都导致国有企业容易过度负债。 目前国资监管机构已强化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刚性约束,工业企业、非工业企业和科研设计企业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分别为65%、70%和60%,相应的重点监管线为70%、75%、65%。

分类控制的目标已经明确,但在具体实现路径上,还需要从战术和战略层面打好组合拳。

从战术层面看,要有效降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任何扩大分母、缩小分子的措施都可以起到去杠杆的效果。 现在推行的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等措施,都可以起到这方面的作用。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有企业加杠杆容易,去杠杆则需要经历一个阵痛的过程,仅仅从技术层面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还需要从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运营和监管机制上来分析并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抓住关键少数。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同理,在国有企业这种高度组织化、科层化的机构中,工作目标确定以后,高管层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重视便是决定性的因素。 抓住关键少数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比如,可以在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中,将其任期内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化情况纳入审计范畴,这会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在任期内合理控制企业杠杆率,而不是一味的依靠加杠杆在短期内来做大资产规模。 其次,建立联动机制。 对于降杠杆任务重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可以将降杠杆完成情况纳入业绩考核体系,并与工资总额适当挂钩,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这种联动机制的关联性强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考虑国有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避免在降杠杆过程中触发流动性风险,反而欲速则不达。 最后,加强战略引导。 国有企业不能为了降杠杆而降杠杆,降杠杆过程本身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的一次契机。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战略引导,建立控制国有企业杠杆率的长效机制,促使其通过降杠杆来做精主业,全面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通过降低杠杆,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廋身健体、提质增效,持续改善盈利能力,不断推动国有企业做优做强。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士)。